北京奥组委：北京承诺奥运新闻自由
http://www.huanqiu.com 来源：环球时报 网友评论条进入论坛 2008-06-27 13:25
本报驻外记者 马小宁 雷达 陶短房 纪双城 青木 本报记者 段聪聪报道 距奥运会开幕还有40多天，北京能否实现此前做出的“新闻自由”承诺，成为西方媒体关注的焦点之一。北京奥组委主席刘淇给了心存疑问者一个肯定的答复：北京奥组委将对采访要求实行“零拒绝”政策。有关专家大多认为，由于西方与中国对于“新闻自由”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中国想在各方面让西方百分之百满意几乎不可能。再加上西方媒体喜欢追求“坏消息”，届时不排除出现批评中国的浪潮。这无疑会让中国很难受：听之任之会显得软弱可欺，反应过头会让外部接着批你没肚量。因此，如何应对这个麻烦，民众能否坦然承受来自外部对中国的各种挖苦甚至攻讦，爱国主义表达到什么程度，这的确是历届奥运会最不寻常的“场外戏”。
西方对北京仍有疑虑
法新社报道称，尽管北京一再做出保障外国媒体奥运期间及前后新闻采访自由的承诺，但国外媒体对此“并不十分乐观”。英国《卫报》认为，刘淇重申此前的承诺，是因为国际社会对此的关注和压力越来越大，让中方觉得必须对此有所反应。
设在华盛顿的“外交关系理事会”最新一期报告称，中国“部分兑现”了早就做出的相关承诺，当有记者试图测试新闻自由的可信度时，一度遇到阻力，但最终还是完成了采访。不过，报道援引米德尔伯里新闻传播学院专家的话称，外国记者必须谨慎使用其“自由”，因为“一旦中国政府感到这种自由危及自身安全”，或“他们认为此举将鼓励中国自己的媒体也起来要求同样自由”，他们有可能“毫不犹豫地反悔”。报告称，迄今“已有230多例”与承诺不符的事件发生，这说明中国目前给予外国传媒的自由度“尚低于自己做出的承诺”。
俄塔社驻京记者丘尔金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他没感觉到不自由，各种与奥运有关的活动都是对记者开放的，他自己采访过中国政府的部长级高官，也采访过普通老百姓，都没遇到什么问题。唯一的问题就是要采访的记者太多，不能给每个人机会。
一名美国驻京记者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中国有关部门很真诚地在兑现奥运新闻自由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但一些外国媒体仍然遇到些问题，如美国的NBC等希望在天安门广场、北京的大街小巷直播节目，但至今仍不知道中方的具体安排。美国记者说，向全世界观众介绍奥运会的全部是很有意思的事。他们不想让观众在体育比赛结束后立刻关上电视。观众不仅想看比赛转播，还想通过节目游览一下北京，了解一些赛场外发生的花絮。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媒体会有大麻烦，比如被起诉、会有人要求赔偿等。“所有外国媒体都希望北京奥运会成功，但如果不能自由报道，怎能有成功的奥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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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西方理解不同
北京最终能否让西方非常满意呢？德国国际媒体研究所主任克里斯蒂安?弗洛托教授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来看，中国怎么都不可能100％达到西方的标准，中国与西方对新闻自由的理解不同。“就像矢车菊在德国生长很好，在中国等亚洲国家就难生存一样，新闻观在不同区域会有结合本地环境的变化”。他认为，不排除届时西方媒体会把奥运报道得“很政治化”，甚至掀起指责中国的竞赛，毕竟它们以“批判性为己任”。位于伦敦的智囊机构“开放欧洲”负责公共舆论问题研究的项目主管尼尔?欧布瑞恩表示，西方强调的新闻自由度和中国日益发展的媒体及其在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有着程度上的区别。“中国无论将新闻自由度开放到怎样的程度，西方的指责都不会完全停止。”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传媒学教授安德斯?鲍威尔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在西方“新闻自由”这一概念中，利益攸关的有三方，分别是媒体、公众与政府，但各自对“新闻自由”的理解却不同：媒体认为想报道什么就报道什么是新闻自由；公众认为媒体替他们发出声音才是新闻自由；政府则认为只要对批评政府的媒体不进行压制和迫害便是新闻自由了。而在这三方中，媒体要靠公众才能在市场上生存，所以这两者常成为利益共同体，一致对付政府，最后西方的“新闻自由”标准就是：假如媒体在批评政府，那么便是实现了“自由”，反之就是“不自由”，至于批评是否客观、准确，倒没那么重要。鲍威尔说，如果把西方记者比喻成足球比赛中的裁判，政府是运动员，那么所谓“新闻自由”环境下的比赛，就是观众只关心裁判的表现，而不是比赛本身精彩与否。这样做确实防止了运动员犯规，可假如裁判为迎合观众口味，甚至吹起“歪哨”、“偏哨”，比赛还会精彩吗？
鲍威尔说，他的班上曾有几个中国留学生经常抱怨为什么西方国家媒体总是批评中国，瑞典学生却反问道，在西方国家，媒体连本国政府都批评，批评中国又能怎样？表面上看起来这个瑞典学生的回答很有道理，但事实并非如此。鲍威尔说，西方媒体在批评本国政府与批评其他国家政府时，尺度是不同的。由于读者对自己的国家很了解，所以西方记者在批评本国政府时往往很小心；但在报道国外消息时则明显“大胆”很多，比如可以不考虑那个国家的文化、国情，甚至事实是否准确，只要读者喜欢就可以。鲍威尔曾研究过瑞典《每日新闻》前几年关于中国计划生育问题的报道，先是有篇报道说中国实行计划生育“侵犯人权”，不久后，同一个记者又撰文说，因为中国可能要放弃计划生育政策，所以将导致环境与能源压力进一步增加，两篇报道相隔时间不到半年。鲍威尔经常拿这两篇报道告诫他的学生，如果以后成为记者，至少要保持自己态度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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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记者想写什么
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约有3万记者将在奥运会期间进行报道。
一名能讲一口流利中文的美国驻京记者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他所在媒体的大部分报道会集中在赛事上，这也是美国公众最感兴趣的。他说：“我将负责紧盯姚明。报道篮球比赛是我的任务。姚明在美国是个大明星，美国人都对他的行动很感兴趣。”他计划对姚明现在的健康状况，是否会在中国队比赛中出场等进行报道。
据西班牙《先锋报》驻京记者拉斐介绍，他的报道有三个主题，一是北京人怎么看待奥运，他们怎么度过奥运时光，如志愿者、学英语的出租车司机等；二是中国运动员如何备战奥运；三是北京因奥运而发生的变化。他说，西班牙一些读者对中国有错误的认识，比如觉得“中国是人权地狱”。“我的工作就是全面真实地介绍中国，让敌对的情绪没有生存的地方”。
俄塔社驻京记者丘尔金说：“我们通讯社派的都是体育记者，常驻北京的记者负责采访与奥运有关的所有消息，如安全、组织等问题。我们最关注的当然还有俄罗斯队的情况。此外，俄罗斯很快将举办冬季奥运会，这使俄媒体对北京奥运会特别感兴趣。”
欧布瑞恩说，奥运会没开幕前，媒体往往会以奥运会主办城市为中心，寻找与主办城市有关的社会问题来报道，对早前的主办城市雅典、悉尼等也同样如此。西方“坏消息就是好新闻”的新闻理念会自然展现在报道中，而比赛一开始，媒体将会以本国选手表现为主，对主办国的深度报道相比会少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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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员可以更主动
欧布瑞恩认为，众多新闻媒体云集北京，相信会给当局的官员带来不小压力，他们处理事情应坚持两点：首先是消息的及时畅通，无论消息好坏都应尽快公布，这不仅可以避免被动局面，更可以让外媒看到中国的高效率。另外就是尽力即可，不必为考虑西方报道的影响而掩饰什么。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裴敏欣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对媒体的采访要求实行“零拒绝”，是中国做出的一个很强的承诺。这和中国借奥运会向世界展示其改革开放成就、提高中国国家形象这一目的相吻合。但如果不能未雨绸缪，执行起来不会一帆风顺。首先，任何一个政策的贯彻都会涉及许多部门、地方，奥组委如何协调是个问题。其次，尽管大多数国际媒体是为报道体育比赛本身而来，但估计有20％左右的记者是利用这一机会来报道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记者的视角会很不相同，他们很可能会利用这一“承诺”去试探许多敏感问题。
裴敏欣认为，由于西方记者大都很世故、善问挑战性问题，中国官员要调整心态，切忌有管记者的想法，还要避免新闻发布会期间一再出现“我不知道”这类回答。同时，被采访人的表情、肢体语言都是西方记者关注的内容。因此，相关官员应更自信、开放，以风趣、幽默的方式化解难题。裴敏欣同时认为，中国不必对“零拒绝”政策的效果抱满分的预期。中国政治体制使中国在西方记者眼中“先天不足”，只要能做到六七成满意，就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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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开放心态对待批评
美国记者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悉尼奥运会时，记者们批评那里的原住民待遇不公平、毒品问题等；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时也有批评政府为办奥运把低收入家庭赶到郊区的报道。批评新闻是一定会有，这也很自然。“不要把我们说成是魔鬼，破坏中国，破坏奥运。”
在西班牙记者拉斐看来，最重要的是把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对待。他说，有很多原因使中国成为一个大国，很明显，世界给予这个大国尊重应是排在第一位的。当然，并不是说不能批评中国。“我觉得，如果诚恳地提出批评，中国人是会以开放的心态来接受的。北京奥运会到底会是怎样的，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如果中国处理得当，外国媒体对奥运的报道也许会让中国感到吃惊，中国因此改变对外国媒体的看法也说不定。”
鲍威尔说，中国老百姓应该认识到，西方国家所谓的新闻自由也不是绝对的，他们其实并不是中国学习的榜样。再者，很多人都认为西方国家政府对媒体的批评反应很快，事实上也并非总是如此，他们有时甚至还会装聋作哑，这取决于政府对民众鉴别力的判断———如果政府认为民众难以判断一条报道的真伪，那么政府就会快速澄清；如果消息假得都不值一驳，那么干脆就当什么也没发生好了。●本报驻外记者 马小宁 雷达 陶短房 纪双城 青木 ●本报记者 段聪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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